
消失的村庄:春节回家,我看到了农村最扎心的一幕
今年春节,我开车回了一趟老家。车刚进村口,心里就咯噔一下。你能想象吗?大过年的,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,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过枯树枝的声音。记忆里那些满村跑的熊孩子、门口唠嗑的大爷大妈、还有空气里飘着的炮仗味和腊肉香,全没了。整个村子,静得像一座空城。只有几栋贴着亮瓷砖的新楼房杵在那儿,可走近一看,院门紧锁,院子里的荒草长得比人还高。
这还不是最难受的。后来我在村里转,碰见了隔壁王婶。她拉着我的手,还没开口眼圈就红了。她说:“大侄子,你说这日子可咋过?咱村现在,35岁以上找不着媳妇的小伙子,有二十多个!再过些年,我们这些老骨头一走,这村子是不是就成‘绝户村’了?”她的话像根刺,扎得我心里生疼。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,好像真的快“死”了。
一、 抽水机开动了:农村的“血”快被抽干了
展开剩余87%很多人一说农村光棍多,就爱骂“天价彩礼”,或者怪小伙子“没本事”。其实,这俩顶多算是个“症状”,真正的“病根”不在这儿。农村的问题,是它的“造血功能”快被彻底榨干了。城市,现在就像一台开足马力的抽水机,日夜不停地从农村抽“血”。这“血”就是年轻人,特别是年轻女孩和有本事的后生。
过去,农村的婚嫁圈基本是“内部循环”。张家女儿嫁到李家,李家女儿嫁到王家,都在方圆二三十里地内。虽然也有穷的、条件差的打光棍,但那是少数。现在这套规则完全失灵了。首先“跑”的,就是年轻女孩。我堂妹就是典型,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做文员,一个月挣四五千,租着合租房,日子紧巴巴。家里给她介绍在县城有房有车的,她死活不愿意。她的原话是:“让我回县城结婚?不如杀了我。我在这儿喝奶茶逛商场,哪怕加班,过的也是城市生活。回去我能干嘛?”
那些没上大学的女孩呢?她们出去打工,在电子厂、在餐厅、在商场,见了世面,也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。就算在城里端盘子,她们也想找个同样在城里打工的对象,两个人一起奋斗,哪怕攒钱付个县城房子的首付,也绝不愿意再回农村生活。用她们的话说:“回村,这辈子就看得到头了。”
女孩们用脚投票,集体“出逃”。那男孩们呢?他们被“剩”下了,处境更尴尬。他们中的大多数,干着最累的体力活,在工地、在流水线、在送外卖。他们很能吃苦,一年到头舍不得休息,就想多攒点钱。可他们攒钱的速度,永远追不上县城房价上涨的速度。一个在工地扎钢筋的兄弟跟我说,他辛苦一年能存下四五万,县城房子首付得要小二十万。等他攒够首付,房价又涨了。就算咬牙买了,一个月大几千的房贷,靠他时有时无的工地上活儿,根本供不起。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局:留在农村,娶不到媳妇;想去城里,立不了足。
有人说这是“优胜劣汰”,是社会发展。但我觉得,这更像一场不对等的“降维打击”。农村和城市,在资源、机会上的差距越拉越大。教育、医疗、工作、娱乐……哪一样农村都比不了。当年轻女孩在城里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,你很难再要求她回到那个连取个快递都要跑镇上的地方。于是,农村的婚恋市场彻底崩溃了:最优质的资源(年轻女性)持续外流,剩下的男性竞争极度内卷,最后大量“剩下”。
二、 寂静的崩塌:从学校消失到土地荒芜
人少了,村子空了,带来的绝不仅仅是“冷清”和“寂寞”。那是一种从根基开始的、静悄悄的崩塌。最先感受到凉意的,是村里的学校。我特意去看了我母校,那所村小。记忆里,下课铃一响,操场就像炸了锅,满是疯跑的孩子。现在呢?锈迹斑斑的大铁门锁着,从门缝看进去,操场上只有一个篮球架,还倒了。旗杆上的红旗褪了色,蔫蔫地垂着。
老校长正在办公室整理档案,下学期,这所学校就要正式关闭了。他拿出一本泛黄的名册给我看:2000年,一年级新生68人;2010年,32人;2020年,9人;去年,2人。他说,现在全校就7个学生,4个老师(包括他和老伴),上课都得几个年级凑在一个教室,这叫“复式教学”。等这最后7个孩子毕业,村小百年的历史,就画上句号了。
学校没了,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有孩子的家庭,最后一点留在村里的念想也没了。他们会想尽办法搬到镇上、县里,哪怕租房子陪读。家庭的离开,又带走了最后的消费力。接着遭殃的就是村里的小卖部、卫生所。我们村的卫生所,最后一个医生去年退休后,就一直空着。现在谁有个头疼脑热,都得骑电动车跑七八里地去镇上买药,稍微严重点的病,就得折腾到县医院。王大爷有糖尿病,每周要去县医院透析三次,都是几个老哥们轮流用三轮车送,来回一趟大半天。他苦笑着说:“我这不是在治病,我这是在等死。可又不敢真死,怕给城里打工的儿子添麻烦。”
比学校和诊所消失更可怕的,是土地的危机。春节前,我和我爸去上坟,路过村里的耕地。眼前的景象让我心里一凉: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田,荒了。野草长得比庄稼还高,田埂塌了,水渠也堵了。还在种的地里,忙活的清一色是弯腰驼背的老人。我爸指着一个身影说:“那是你九叔公,七十四了,还种着八亩地。儿子在城里开饭店,要接他去,他不肯,说离不开这块地。”
年轻人不会种地,也不愿意种地。他们在城里送外卖、跑快递,一个月能挣好几千,比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挣得还多。那些三四十岁的“光棍”们,从小外出打工,很多人分不清韭菜和麦苗,你让他们怎么接手土地?于是,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:现在种地的人,平均年龄62岁。等这批人干不动了,谁来种地?
有人说,可以让大公司来承包,搞机械化大农场。想法很好,但资本是逐利的。种粮食利润薄,风险大。资本下乡,更愿意把土地变成葡萄园、草莓采摘园,或者干脆搞成农家乐、盖房子。如果最肥沃的耕地都不种粮食了,我们都去吃什么?粮食安全这道底线,光靠进口是守不住的。到时候,我们可能买得起手机,买得起汽车,却不一定能安心地吃上一碗米饭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。
三、 无望的死循环:人越少,村子越死;村子越死,人越少
现在的农村,陷进了一个看不见出路的“死循环”里,而且越陷越深。开头很简单:因为城里机会多、生活好,所以年轻人都想出去。年轻人一走,农村就没了活力,只剩下老人和孩子。人少了,各种问题就来了。
首先是村里没钱了。年轻劳动力是消费主力,也是创造税收的主体。他们都走了,乡镇的财政收入就锐减。没钱,就搞不了建设,修不好路,维护不了水利,更请不来好老师、好医生。公共服务的质量直线下降。
然后,配套就垮了。学校没了,看病难了,连个小卖部都因为没人光顾而关门。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,哪怕是还留在村里的中老年人,也会觉得极其不便。但凡子女在城里有点办法的,都会把老人接走,或者帮忙在镇上、县里买个房。人口的流失进一步加速。
人口少了,产业就更发展不起来。没有人,就没有市场,也没有劳动力。谁愿意来投资?偶尔有点小产业,比如搞个加工厂,也往往因为招不到合适的工人(年轻人不会来,老人干不了)而倒闭。村里没有产业,就更留不住人。那些有点想法、有点能力的年轻人,即使想回来创业,一看这状况,也只能扭头就走。
这个循环转到最后,农村就只剩下“被剩下”的人:走不出去的老人,和没本事走出去的光棍。我参加过村里那些光棍的聚会。昏暗的灯光下,几个男人闷头喝酒,桌上的花生米和卤菜没动几筷子。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一个叫建国的哥们在工地把腰弄伤了,现在回村吃低保,偶尔打点零工。他喝多了,红着眼睛问:“卫国,你说我们这种人,活着还有个啥劲?在城里,人家嫌我们是农民工。回村里,我们又娶不上媳妇,成天被人指指点点。我们是不是就是多余的?”
没人能回答他。他们的困境是结构性的,不是个人努力能改变的。他们干着最苦最累的活,为城市建设流汗,却无法在城市安家;他们回到故乡,却发现故乡也已经没有了他们的位置。他们被卡在城乡之间,成了“回不去的农村人,进不去的城里人”。他们的孤独,不是单身汉的寂寞,而是一种深刻的、与社会联结断裂的“社会性死亡”。每天醒来,面对的都是没有希望、没有期待、没有变化的同一天。这种日子,会一点点磨掉一个人所有的生气。
四、 被遗弃的乡土:我们正在亲手割断自己的根
有时候听一些专家说,这是城镇化必然的“阵痛”,是发展的代价。我不同意。这哪是“阵痛”,这分明是“截肢”,是拿着刀子,把我们文化和精神的根,生生从身上割掉!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农业社会,我们的文化、伦理、精神家园,都深深扎根在乡土里。祠堂、族谱、乡规民约、邻里互助……这些都不是抽象的概念,而是一代代中国人真实的生活和情感。村子没了,这些就全没了。
有人说,反正人都进城了,城市文明会取代乡土文明。可城市文明是什么?是高楼大厦,是地铁外卖,是格子间和KPI。它提供便利,提供机会,但它很难提供那种“根”的感觉。你在城市里,对门邻居住了几年可能都不认识。你的归属感来自哪里?你的身份证吗?那些在城市打工的父辈,他们累了、老了,总会说起“回老家”。可如果老家没了,他们,以及他们在城市出生的子女,那份乡愁,又能安放在哪里?
这不仅仅是情感问题,更是实实在在的危机。前面说的粮食安全是一颗定时炸弹。数千万无法成家、没有稳定预期的大龄男性群体,是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。历史上,大量游离于社会主流结构之外的青壮年男性,往往是动荡的根源。这不是歧视,这是需要正视的社会现实。
春节假期结束,我要回城了。车子发动时,我妈扒着车窗,又说了一遍:“在外面好好的,别惦记家里。”我爸还是那句话:“我不走,我得守着咱这老屋,守着这几亩地。都走了,村子就真没了。”
车开出村子,后视镜里,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,和那些老屋、枯树一起,慢慢模糊。我知道,我改变不了什么。我无法让学校重新响起读书声,无法让荒田长出绿苗,更无法给建国他们每人找一个家。我能做的,也许只是记住,记住这个村庄曾经鲜活的样子,记住它正在缓慢死去的过程。也许有一天,当人们厌倦了城市的拥挤和浮躁,当国家真正找到了乡村振兴的密码,这些记忆,能让那片土地重新活过来。但无论如何,此刻,我的故乡,正在寂静中,慢慢地、慢慢地沉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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